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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零年代女首富 第434节(2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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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盘清楚, 该多少是多少, 谁也别占谁便宜。

她唯一的要求是一个要管生产流程的质量, 另一个就是财务账必须给她交代清楚。

对方嘀嘀咕咕了半天,想要推诿:“我们没啥账本,账就在我们心里。”

结果周秋萍打蛇随棍上:“那正好, 我派专业会计过去把账理清楚了,不然这合资是办不起来的。你当国家傻?国家比谁都精, 你想占它便宜难着呢。”

“谁要占它便宜呀, 它占我们便宜才是真的呢。”

双方拉锯战了半天, 最后自觉处于生死存亡边缘的乡镇企业还是别别扭扭地答应了。不管三七二十一, 先躲过秋后问帐再说。

这大时代背景下的拉郎配婚姻刚开始搭伙就磕磕碰碰。头一桩跳出来的矛盾,居然是工人的工资问题。

按照我国对于合资企业的相关规定,企业职工收入要高于国企水平。

比方说京城的肯德基,人家一个月的工资好几百,抵得上一般单位职工两三个月的收入了。

但乡镇企业不同,他们的工资水平普遍大大低于国营厂。虽然挂历换了几茬,但他们的收入还停留在七八年前的每月三四十块的标准。

既然现在搞合资了,作为新老板,周秋萍给大家的见面礼就是给职工涨工资。

这种事工人当然欢迎啊,可企业主们崩溃了,头一个跳出来反对。

不行,搞什么呀,坚决不可以。

大家都是拿这么多钱,没必要搞特殊。

你觉得三四十块少,工人觉得够花了呀。现在农村也实行计划生育,一家最多一两个孩子。有乡镇企业的地方,两口子基本是双职工。一年下来也有七八百块的收入。

加上他们自家有田有地,吃的方面自己自足不说,还有一部分余钱。全部加在一起,一年也能到手1000块,又没什么开支,日子很好过了。

完全没必要加工资。

周秋萍试图跟他们讲道理,人家合资企业都是这么高的工资,我们这儿不搞的话,工人肯定有意见。

结果厂长十分肯定:“不会有的,不可能有,这好歹还有班上有工资拿呢,有什么好不知足的?你当我们乡镇企业是公家的大爷们啊,天天闹腾,我们才没那个闲工夫呢。放心,绝对不会有事。”

周秋萍无语,可她又不能说对方讲的完全没道理。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中国农民是最温顺的一群人。在这个时代,他们甚至把能进厂上班拿工资视为一种恩赐,而不是自己本该有的权利。

关于这点最具体的表现就在于,同样是企业倒闭,乡镇企业关停,大批工人一句说法都得不到也只能调头默默回家,也不见谁吵闹。而国企下岗潮的时候,工人少不了要跟厂里跟政府大战300回合。

是因为前者好歹家里还有两亩地,够一家人生活吗?当然不是。

这些田地的产出远远达不到下岗工人拿到的补贴标准,又怎么可能养活一家人?在家乡挣不到钱的农民最普遍的选择就是默默地背上行囊,夫妻结伴出门打工,留守老人和留守儿童。

他们从头到尾都没抗议过为什么要关停乡镇企业?为什么要剥夺他们在家乡就业的机会?为什么要逼迫他们背井离乡,备受屈辱嘲弄驱逐去陌生的地方艰难求生。明明是建设者,却被当成乞丐、寄生虫、吸血鬼,好像他们占了谁的大便宜。

这样的农民,继续让他们维持不到城市职工一半的收入水平,他们的确不会有大意见,反而觉得理所当然,甚至为了还能继续上班而庆幸。

可周秋萍憋屈呀。说好的同工同酬呢?按照最新披露的调查报告,今年全国已经差不多有11亿人口,其中8亿多农民银行存款差不多只有2亿多城市居民的2/3。在农村储蓄社已经如此发达的现在,说这个数据是因为农民习惯藏现钱而不存银行,似乎已经说不过去了。

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收入低。

周秋萍深吸了一口气,她想她这辈子都没办法成为真正的人上人吧。即便她挣再多的钱也没用。到今天,她身家可以说已经上亿了,她依然会为农民的低收入而愤怒。

所以她态度强硬地开了口:“不行,必须得按照规矩来。我们是合资企业,大家收入就必须得上去。不然的话人家要抓你小辫子,拿出国家规定说事,你到时候要怎么办?不要抠抠缩缩的,花小钱能省大事儿。你把这个钱花出去,绝对能够挣到更多钱。”

可是厂长仍然反对:“别把我想的这么小气,成不?我这纯粹是为了企业的发展着想。你想想看,大家都在一个镇上呆着。其他厂子一个月三四十块钱,我一下子把工人的工资涨到100多块。我不是诚心要跟大家作对吗?这都乡里乡亲低头不见抬头见的,到时候我怎么跟人交代?他们有的戴着红帽子,有的本来就是乡政府办的,原本就看我们不顺眼,现在肯定会觉得我们就是存心找茬,到时候他们有的是招使绊子呢。周经理你是做大买卖的,你不了解我们这些小生意人多不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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