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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零年代女首富 第434节(1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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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熟悉的工厂管理者只有两位,一个是程厂长,一个是李工。

前者疯了,放着国营大厂的领导不做,跑去搞乡镇企业?后者毛病,有生产成熟的车间不管,跑到乡下去小打小闹?

他们图个啥呀?

不行,都不现实,必须得pass掉。

听到外面的脚步声,周秋萍赶紧站起来,立刻冲出去,满怀欣喜地看着曹敏莉:“你回来了。”

吓得后者莫名其妙:“你干什么呀,你到底做了什么坏事?”

看看她这姿态,如果有尾巴都要摇起来了。

周秋萍嘿嘿笑:“你手下有没有人能用啊?帮我管理工厂。”

曹敏莉奇怪:“你开工厂了吗?什么厂啊?”

“唉,不是我开,是送上门来的厂。”

说着她解释了一遍事情经过,又不住地感慨,“没办法,我怎么跟他们解释,他们都不敢相信。非得把厂子跟我扣在一起。我这边吧,又需要厂子帮忙生产外贸订单,所以也舍不得推出去。”

曹敏莉表示理解,然后直接否定了她要寻找一位管理者入场的想法:“他们需要的是帽子,而不是真正的老板。你空降领导过去,只会引起他们的反感。再说每家企业都有自己的企业文化,强行扣入,很可能会适得其反。”

周秋萍头痛:“可我怕他们搞事啊,必须得有人盯着。”

曹敏莉笑出了声:“那你也不用这么麻烦,你看我是怎么跟代工厂合作的?只要引入品控专家就行,按照你的品质要求进行生产,其他的事情不用管。你还需要专业的财会人员,既然是合作,你必须得了解对方的财务状况,省得被连累。”

管理者不好找,专业技术人员她倒是能够帮忙引荐。

周秋萍双掌合十,眉飞色舞:“那就等你的消息了。”

作者有话说:

文中所提到的经济学家,是张维迎。访谈如下:

记者:你说腐败是一个完全的负面现象,但我记得你也曾讲过,在上世纪八十九十年代,商人的贿赂行为反而能够提升社会福利的效果,甚至推进改革。这也是最容易被人误解的一个观点。那你怎么评价商人的行贿行为?

张维迎:这是正话反说。政府权力太大,腐败就一定会很多,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这是一个基本的道理。但我们要区分两种不同的权力导致的腐败。一种权力是本该属于个人的权利(如办企业的权利)被政府攫取变成政府的权力,另一种是本来就是政府的权力(如司法权),也就是公权力。第一种权力导致的腐败可能是生产性的,但第二种权力导致的腐败肯定是反生产性的。

中国的情况是,本来好多属于个人的权利,都变成了政府的权力,比如融资,本应该是个人权利。但我们不尊重每个人基本的、自然的权利,不给他做生意的自由,追求幸福的自由。政府的好多管制、好多政策,把人们追求幸福的基本权利剥夺了,把基本的人权变成少数人的特权,你要获得这种权利就要花钱把它买回来,这就带来好多的腐败。这种情况下,腐败其实就是赎买。

比如说我要做生意,我本来可以给消费者带来好处,给我自己也带来收入,但你不让我做,那只好我给你点钱,换回这个权利。这里,问题的关键不是腐败本身,而是权力的错位。就此而言,腐败的责任主要不在商人。

当然政府肯定会有一些本该属于政府的权力,我们总是需要政府的,因为我们要政府维护产权,维护秩序,维护和平,还要防止外国人欺负我们。这种公权力导致的腐败跟前一种不同,它一定是反生产力的,更是反道德的,因为伴随腐败的一定是对个人权利的侵害。

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与现在有很大不一样,80年代的好多腐败是什么?是个人赎买本该属于自己的权利,所以同时创造价值,带来了经济增长。腐败本身是一件坏事,但这种腐败是变革过程中难以避免的一个过程。现在呢,腐败很大程度上是公权力的滥用,如土地交易中的权力寻租、公共工程中的腐败、司法不公、买官卖官等等。

合资办工厂

曹敏莉的人才援助如及时雨, 可谓解了周秋萍的燃眉之急,甚至夸张点儿讲,可以说让她如虎添翼。

因为一件事开了头, 其他类似的事就接二连三地冒出来。跟东方贸易公司有业务往来的乡镇企业争先恐后地找上门, 纷纷要求搞合资。

他们开的条件都差不多,不仅不需要贸易公司注资, 他们还可以另外贴钱。当然不是10万美金, 小小的乡镇企业哪能掏得出这么多钱?但是万甚至七八万人民币,他们都能想办法凑。

或者如果她不满意的话,他们可以拿货赊账,不要货款,直接拖走。

所以说为了生存下去,这些以狡暇而著称, 经常被主流媒体踩到泥里的农民企业家可谓是绞尽脑汁, 不惜血本了。

但周秋萍不愿意。

既然要搞合资, 那就是正儿八经地外资进来,大家把家底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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