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了眼能直接把媒体记者乌泱乌泱地招呼过来。

在宴请死者家属的饭店包厢里，吕春贵开门见山地提起了赔付标准：“年初，国家刚提出了矿难的赔付标准要参考平均工资。按照这个标准，赔偿金我们出20万。”

“您可真会逗趣，当我们不看新闻呢？”屠广志酒足饭饱，抬手拿了根牙签：“按照规定，是‘不得低于20万’。”

第一轮过招，吕春贵的这计“浑水摸鱼”没能混过去，但他不慌，和屠广志聊起赔偿方式来：“是一笔支付呢？还是分批支付呢？”

“当然是一笔支付。”屠广志的咬字掷地有声：“我们吴家也非权贵，您的赔偿到位了，也算是我堂哥为全家做了些贡献。”

“那么，这个事故怎么定性呢？据我们拿到的现场照片来看，事发后他的尸体是躺在轨道上的。”

“吕矿长，这个我懂。车辆通过时，他没能躲在警戒外的安全地点，这算他操作不当，算他违章作业，跟你们的矿井没一点关系。”

“跟聪明人说话就是痛快。”吕春贵终于露出了笑容。

次日，草草拟定好的《死亡赔偿协议》交到了死者吴文雄的家属手上。家属需要承认，吴文雄之死系其违章作业所致。因此，矿方是秉承着“人道主义”的原则，按规定一次性补偿给家属30万人民币。

“这笔赔偿金，我们财务这周就能汇到您的账户上。”

“您放心，我们一旦收到这笔钱，这件事就算彻底结束了，所有的善后事宜由我们负责，您和矿方不必再承担任何风险和责任。”屠广志边说边四处寻找笔，眼看就要在协议上签字。

“吴先生别急，还有一件事情没处理。遗体——”吕春贵酝酿着措辞：“遗体，还在仓库里停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