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的好，很多官员主动将多出来的那部分运到京城，与此同时也衍生出地方的钱不够地方官还没要往京城运粮运钱的情况。

到了仁宗年间，也不知道是怎麽回事，北方和西北边境都不稳定也就算了，水旱蝗灾也轮流出现。

打仗要钱，赈济灾民也要钱，国库的存银不够花，朝廷被迫开始大规模增加税收来支撑边境战事和赈灾，也就在那时候民间开始“盗贼一年多如一年，一夥强于一夥”。

仁宗至和年间之後战火渐熄，可之前为了对抗辽国和西夏扩充出来的近百万军队不是说没就没的，裁军两个字说起来简单，被裁撤的那些士兵怎麽安置？大宋还经得起大刀阔斧的折腾吗？

在庆历年间范文正公推行新政之前，朝臣大部分都觉得或许能挣紮挣紮，可庆历新政的失败让他们实在不敢再有大动作，老王回京之前，政事堂的总体方针就是节流节流再节流。

前些年打仗加赈灾花了太多钱，遭灾的地方也需要休养生息，地方财政过度透支，中央不能再从地方要东西。

苏景殊在京城的时候听包大人说过，仁宗皇帝去世前那几年国库年年赤字，但是再加上地方自留的那些，总体还是入大于出的，只是为了地方能留足银子让百姓少点压力，皇帝宁肯中央赤字也不肯让地方将多出来的那些钱上交到京城。

怎麽说呢，虽然仁宗皇帝身上有各种各样的缺点，但是某些时候还真不能说他干的不好。

朝中绝大部分读书人都认为天下之财有定数，钱不在官便在民，官府的钱有盈余就意味着百姓手里的钱变少，从百姓手里抢钱那叫不要脸，是纯纯的暴虐之举，所以国库没钱也不想法子增加收入，而是走节流的路子来让账本看上去不那麽难看。

不过老王的观点和那绝大部分人背道而驰，之前也说过，他不觉得天下之财有定数，钱不是省出来的，光节流解决不了问题。

劄子洋洋洒洒写了近万字，大部分篇幅都用来解释他认为该怎麽把大宋这乱成一锅粥的财政给理清。

有能力的官员都在京城，钱财留在地方地方官也不敢乱用，不如收回京城以朝廷的名义大刀阔斧的革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