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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77节(1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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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身着短打的壮年汉子,向身边的同伴问道,他们都是进城务工,做些体力营生的力夫。

身侧年纪稍长的工人解释道

“我听之前认识在城门当差的军爷,说是什么‘政治化,知识化,制度化,精英化’,不知是啥意思,反正大概以后当兵好像还必须得认字才行。”

“认不认字不知道,但听说很多以前当兵的,这会都要被裁了!”

“那岂不是没了营生?这些军汉愿意?”

“诶,人家官府开的条件好啊,又是分田,又是给银子,立了功的,还能在官府那里领差事。”

邻桌喝酒的脚商应和道

“却是如此!我前几日就看到,这南京城巡曹衙门里,多了不少生面,许是军中转来的……”

当然,他们更为关心的倒不是什么军队,而是这份五年规划里的其他内容,比如鼓励私人行社发展的,有关税务调整的,等等。

规划中提到,未来银行将逐渐提供部分抵押信贷服务,倒是算给许多新建行社商人的福音。

而对于这些数量还不算多的新兴工人群体而言,另一个有关制定劳资纠纷法案的信息,更加值得关注。

随着政策开放,工商业繁荣,不少失地佃户干脆涌入城市,在各商业行社、工坊中成为职业工人,而不同于过去那种农闲才做些生计补贴家用的短工。

这大概也是最早的无产阶级群体

事实上过去,从明中期以来,工商繁荣的江南地区,就已经出现类似的城市群体,比如万历年间的书画文学大家陈继儒,就曾在所撰写的“葛将军墓碑”中,记述了我国历史记载中,第一次资本劳动关系下的工人罢工和武力斗争。

苏州纺织工人领袖葛成,“手执蕉叶扇,一呼而千人响应”,带领起事工人,杀死了劣绅黄建节等人,驱逐税监太监,最后虽然失败,但依旧为当地百姓传颂,祭祀不断,昆曲中《万民安》、《蕉扇记》,均为歌颂此事,苏州士民,称之为“葛将军”。

而光烈三年以来,朝廷的种种政策,更加刺激了江南商品经济的发展,于是乎,这种崭新的,与过去传统观念中大相径庭的生产模式,开始在各个城市中蔓延。

从业于纺织、冶炼等等劳动密集产业的士绅们,惊讶的发现,随着朝廷先后取消调供制度、匠户制度后,直接将资金投入某一商品的扩大生产,远比过去在城乡间搞农副产品转运要赚钱得多。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他们不再选择像过去那样,从乡间一家一户的收购布匹,运到城里销售,而是干脆就在城镇边缘购置土地,建立作坊,雇佣工人,进行统一生产。

这一方面是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所决定的,另一方面,也是官办工坊所采取的生产模式。在工部下辖的几个官办公司中,常常有技术熟练的工人,乃至于底层官吏,积累了一定资本后,可能也觉得自己没有继续升迁的机会,干脆直接选择辞职,回到家乡,自己开办铁铺或者木工铺子等等。

一开始工部还十分警惕这种状况,但上报到内阁那边时,朱由榔亲自给予了批示,只要没有保密技术泄露,不应干预正常的市场活动。

而这些“下海创业者”,在自己经营的产业中,又不自觉的把官办工坊中的管理模式带到市场当中。

于是乎,沿海、沿江许多城市,出现了一大批效仿官办企业管理制度所建立的私人企业。

什么“松江通惠纺织公司”、“泉州远洋商贸公司”之类的,不仅是名字,连内部的管理,什么审计科、财务科等等,都像模像样。

这也是朱由榔坚持将行政中枢留在南京的主要原因之一

不得不承认,中国的地理环境中,最适宜于产生规模工商业和近现代经济萌芽的地方,就是东南沿海。

在工业革命以前,还没有“重工业基地”这种说法,北方的矿业资源优势短时间内,至少是朱由榔有生之年,都是看不到大规模开发运用的那一天。

所以,东南地区的这点火苗,实在是太重要了。

这种经济转型的过程,必然会带来极大阵痛,和大量不可预计的风险。

毕竟在后世,我国是后发现代化国家,是可以通过外部输入的方式实现经济转型的。

但在这个时代,大明所处的,却是“原发现代化国家”的位置,也就是原本历史上,英国所处的历史阶段,而这样的发展过程,是没有先例可考的。

现在,这个火苗依然不够剧烈,甚至通过下面统计的一系列信息和数据,朱由榔还敏锐地发现。

自己灭亡清虏,收复北方,创造出了一个稳定环境。

反而在某种程度上,抑制了发展……

原因很简单,明末天灾,导致人口下滑严重,而朱由榔收复北方,限制兼并,大量移民,又进一步缩减土地矛盾。

于是乎,大家既然有田种,可以继续过自给自足式的小农经济,为什么要参与市场分工?为什么要消费商品,参与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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