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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文汉读法(1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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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任公著《和文汉读法》不知道是在那一年,大约总是庚子前后吧,至今已有三十多年,其影响极大,一方面鼓励人学日文,一方面也要使人误会,把日本语看得太容易,这两种情形到现在还留存着。

近代的人关于日本语言文字有所说明的最早或者要算是黄公度吧。《日本杂事诗》二卷成于光绪五年(一八七九),其卷上注中有一则云:

“市廛细民用方言者十之九,用汉言者十之一而已。日本全国音惟北海道有歧异,其余从同,然士大夫文言语长而助词多,与平民甚殊,若以市井商贾之言施于搢绅,则塞耳退矣,故求通其语甚难。字同而声异,语同而读异,文同而义异,故求译其文亦难。”八年后即光绪十三年(一八八七)又撰成《日本国志》四十卷,其三十三卷为学术志之二,文学一篇洋洋四千言,于中日文字问题多所论列,大抵预期中国文体变革最为有识,其说明日文以汉字假名相杂成文之理亦有可取,文云:

“日本之语言其音少,其语长而助辞多,其为语皆先物而后事,先实而后虚,此皆于汉文不相比附,强袭汉文而用之,名物象数用其义而不用其音,犹可以通,若语气文字收发转变之间,循用汉文,反有以钩章棘句诘曲聱牙为病者。故其用假名也,或如译人之变易其辞,或如绍介之通达其意,或如瞽者之相之指示其所行,有假名而汉文乃适于用,势不得不然也。”这两节都是五十年前的话了,假如说得有点错误本是难怪,但是我读了甚为佩服,因为他很能说明和文的特点,即文中假名部分之重要,以及其了解之困难是也。本来日本语与中国语在系统上毫无关系,只因日本采用中国文化,也就借了汉字过去,至今沿用,或训读或音读,作为实字,至于拼音及表示虚字则早已改用假名,汉字与假名的多少又因文章而异。正如黄君所说,今上自官府下至商贾通行之文大抵两者相杂各半,亦有“专用假名以成文者,今市井细民闾巷妇女通用之文是也”。日本普通文中所谓虚字,即天尔乎波等助词与表示能所等助动词,固然全用了假名,就是动词形容词的语尾也无不以假名写之,这差不多已包含了文法上重要部分,汉字的本领便只在表明各个的名词动词形容词的意义而已。其实也还只有当作名词用的汉字可以说是自己完全的,若动词形容词必须将语根语尾合了起来才成一个完整的意思,所以这里汉字的地位并不很重要,好像裸体的小孩连上下身是个整个,这只是一件小汗衫而已,我们中国人习惯于用本国的汉字,多少又还留下认方块字的影响,以为每一个字就是整个,便容易误会日本好讲废话,语尾原是不必要的废物,可以干脆割掉丢开了事。在我们的立场去想,原来也是莫怪,不过若想用了这种方法去了解日本文字,那未免很有点困难了。黄君用了好些比喻,如译人,绍介,瞽者之相等,委曲地说明假名在和文中重要的职务,这是我觉得最可佩服的地方,而《和文汉读法》却也就在这里不免有缺点,容易使人误解了。

《和文汉读法》我在三十年前曾一见,现今手头没有此书,未能详说,大抵是教人记若干条文法之后删去汉字下的语尾而颠倒钩转其位置,则和文即可翻为汉文矣。本来和文中有好些不同的文体,其中有汉文调一种,好像是将八大家古文直译为日文的样子,在明治初期作者不少,如《佳人之奇遇》的作者柴东海散史,《国民之友》的编者德富苏峰,都写这类的文章,那样的钩而读之的确可以懂了,所以《和文汉读法》不能说是全错,不过这不能应用于别种的文体,而那种汉文调的和文近来却是渐将绝迹了。现在的日本文大约法律方面最易读,社会与自然科学次之,文艺最难,虽然不至于有专用假名的文章,却总说的是市井细民闾巷妇女的事情,所以也非从口语入手便难以了解。从前戴季陶院长还没有做院长时曾答人家的问,说要学日文二年可以小成,要好须得五年,这话我觉得答得很好。《和文汉读法》早已买不到了,现在也少有人知道,可是他们的影响至今还是存在,希望记住几十条条例,在若干星期里学会日文的人恐怕还是很多。我想说明一声,这事是办不到的。日文到底是一种外国语,中间虽然夹杂着好些汉字,实际上于我们没有多大好处,还是要我们一天天的读,积下日子去才会见出功效来。我不怕嘴快折了希望速成的诸君的锐气,只想老实说话,将实情报告各位,据我想还是慢慢地往前进为佳,盖时光实在是“快似慢”,一年半载便是空闲着也就倏忽地过去也。

黄公度既知和文的特色,对于汉文亦颇有高明的意见,如云:

“周秦以下文体屡变,逮夫近世章疏移檄告谕批判,明白晓畅务期达意,其文体绝为古人所无。若小说家言,更有直用方言以笔之于书者,则语言文字几几乎复合矣。余又乌知夫他日者不更变一文体为适用于今通行于俗者乎。”在那时候,日本文坛上的言文一致运动尚未发生,黄君乃能有此名言,预示中国白话文的途径,真可谓先觉之士矣。乃事隔四十八年,中国又有读经存文的呼声,此足见思想文化之老在那里打圈子,更令人觉得如黄君的卓识为不可多得了。(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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